两个中国女孩,成了全人类的难题

搜狐科学 2018/11/28 10:00:04

来源:中国科学报

■本报记者 李晨阳

“露露”“娜娜”,两个有着可爱乳名的女孩,然而她们的出生,不仅在全球掀起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,更向全人类提出了一系列近乎无解的难题。

11月27日,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到中科院动物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组组长王皓毅研究员。他从技术角度,全面解释了基因编辑婴儿为何是一场不该上演的疯狂。

“披露的信息不多,但已经足够糟糕”

基因编辑技术确实有应用于人体的先例,有一些甚至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,但这些都是针对人类体细胞的基因编辑。

基因编辑用于体细胞和生殖系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对人类配子和早期胚胎的任何基因修饰,都有可能遗传到下一代,进而从某个个体流入整个人类基因库中,具有巨大的技术风险和伦理争议,因此这方面的临床操作一直是国际国内学术界公认的禁区。

王皓毅指出,针对这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,目前披露的信息量还很有限,即便从这些零星信息看来,整件事情也已相当糟糕。

“仅从技术角度讨论,槽点就多到不知从何吐起”

王皓毅关注的一点是,贺建奎目前并未声称有任何技术上的突破和改变。假设他使用的就是目前已经建立的受精卵基因编辑技术,就一定会面临目前同样也在困扰整个学界的技术难题。

首先是“嵌合”问题。采用目前的基因编辑工具,很可能不光在一细胞期起作用,还有可能在二细胞期、四细胞期等阶段发挥作用,那这样形成的婴儿就有可能存在基因型的“嵌合”。

正常人只拥有来自父本和母本的两种基因型,而“嵌合体”婴儿可能拥有三四种或更多种基因型。这会对两个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,是很难预测的。

其次是“脱靶”问题。目前基因编辑的技术水平无法保证100%的成功率和特异性,有一定几率在修改目标基因时,“误伤”其他基因,而这种现象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。

脱靶虽然不是必然发生,但也很难完全杜绝。它的发生几率与基因位点、细胞类型、基因编辑工具浓度等都有关系。目前的技术手段也往往难以确认基因编辑中产生的全部脱靶突变。

也就是说,露露和娜娜是否遇到了这种问题,我们可能很难完全确认。

此外,能否实现艾滋免疫的预期效果,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通过编辑CCR5基因来预防或者治疗艾滋病的理论基础,来自于著名的“柏林病人”,以及对北欧CCR5基因突变人群的研究。

所谓“柏林病人”是世界上第一例,也是目前唯一一例被治愈的艾滋病人。他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,在德国柏林接受白血病骨髓移植治疗后,艾滋病被奇迹般治愈。科学家发现,来自北欧的骨髓捐献者先天存在CCR5基因突变。

在北欧人群中,大概有10%天然存在CCR5基因的缺失,许多研究表明这一缺失与他们对艾滋病免疫有着重大关联。

必须注意的是,实验室中产生的这种CCR5基因缺失,与自然界中存在的CCR5基因突变是不一样的。尽管目前还看不到实验细节和数据,但王皓毅从研究经验出发,认为从技术上很难保证他们编辑出的正是自然存在的这种基因型。

此外,CCR5基因已经被证明是有生物学功能的,它的缺失也可能引起其他病毒感染风险甚至肿瘤风险的提升。

最后,目前这种突变基因主要出现于北欧和西欧人群,同样的突变被引入中国人的遗传背景,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应。

“疯狂而且愚蠢,给全人类出了巨大难题”

王皓毅提出,有件事情非常必要,那就是这两个孩子及其家人的隐私应该被严格保护。甚至这两个孩子本人,都不该知道自己生来与众不同。如果隐私得不到保护,可以想象的是,这些基因编辑婴儿终生都会背负他人异样的眼光。

尽管王皓毅支持这些孩子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人身权、生育权,但他也在思考:与她们结合的另一半该不该有知情权呢?这种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矛盾几乎无法化解。 他们该不该生育后代?如果这些编辑过的基因遗传给后代,扩散进人类遗传库,又该怎么办?

这些几乎无解的问题,本来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、这个时代。完全是因为个别人不负责任的行为,向全人类提出了巨大的难题。

另外,这些婴儿未来不管出现任何健康问题,都无法排除是受到基因编辑的影响。这些终其一生的诘问,都是事件责任人必将背负的十字架。

接下来,人们必须讨论这些人要承担怎样的责任、面临怎样的惩处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18-11-28 第1版 要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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